2014年9月14日 星期日

《建習生,Preview》



(不好意思,針對這部片還是有些不中聽的話想講。然而我的意思絕不是要抹煞整個劇組的努力或創意; 事實上,願意好好地訴說一個故事就是任何真正的溝通和改變的開始—單就這一點來說我絕對是給予肯定的。但之所以要寫出這些批評一方面是希望能指出在我們主流論述中存在已久,但卻實在鮮少被觸及的關於「建中」此ㄧ概念的盲點(我也相信透過這樣觀點的轉變能夠多少帶來更全面的、對於整個教育體系傳統式批判的反省),二來,這些話也多少算是說給自己聽的罷—就當作是高中時代無知的自己的一種自我批判這樣子。)

《建習生,Preview》 整部短片的主旨其實很明確:一方面它在內容上訴諸了許多(所謂)建中生共有回憶的地景事物(爬牆、黑糖冰、林乾. . .),同時它也是一部由一群建中校友所製作的片子:從這個角度來看,也許我們可以把它視作是創作者一個很私人的、情感上對自己建中回憶的致敬; 然而在另一方面,整部片似乎也不單單只是對回憶的懷念與追想這麼簡單—我們同時也不難發現在敘事的表面底下其實隱涵著一層對所謂僵化的教育體制及升學考試制度(或是說支撐著它的意識形態)的批判。一方面,我們有以世勛爸爸作為代表的主流意識形態對建中的刻板想像(升學率高、進去準備考醫科或電機系、未來找得到穩定工作. . .等); 在另一方面,我們則有那些我們必須親身去經歷、去「建習」才能感受到的建中內部真正的價值:其自由的學風、豐富的社團文化、及多才多藝同學。然而也就是在這裡我想提出我的疑問:以上所述三個(所謂)建中的特色真的需要我們先去親身體驗才能領悟得到嗎?我的意思是,難道在進建中之前我們真的完全對這些說法毫無耳聞,而選擇進建中也都純粹只是因為接受了「爸媽的諄諄教誨」而決定好了要當醫生、工程師、或律師?


正好相反。我認為我們大部份的人在進建中前不僅對這一類的說法(「建中社團多到你無法想像」、「會讀書又會玩」、「在建中自由得跟在大學一樣. . .」)清楚得很,我們甚至早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已經先相信了它們。講得更精確一點,所謂「會玩又會念書的建中生」根本早已經是上了檯面的主流論述的一部份(難道這不是很多人的家長一直在告訴他們的嗎:「只要上了建中隨便你怎麼玩都可以」?)—而這也正是Lacan所謂「傳移」(transference)現象的開始。以電影«Another Country»中 Guy(Rupert Everett)對Judd(Colin Firth)所講的經典台詞作為例子:"You are not a Communist because you understand Marx, you understand Marx because you are a Communist!"。同樣的道理,在主流論述的召喚(interpellation)之下,其實並不是因為我們自己加入了社團之後才切身感覺到建中的自由; 相對地,是因為我們已經先被預設去接受了這樣子「會玩又會讀書」定義下「完美的」建中生模型所以才加入社團以證成這個假設。所以如果說建中的高升學率是其用來吸引考生家長的官方說法(或說是其作為一升學體系之下既得利益者的事實),那麼其所謂的自由學風、社團活動等等特色就是潛藏於這主流論述底下用來「召喚」學生本身的意識形態—兩者其實是攜手並進的。

到了這裡大家也許會覺得這樣的關係牽得有些許牽強。那麼讓我們再進一步回想一下自己在高中時代(如果有的話)社團生活的實際情況:真實的情況真的如同我們想像般那樣無拘無束而自由嗎?以我自己在讀高中時的情況為例:難道我們不是不但沒得到自由,反而在熱音社或熱舞社等社團得到了學長學弟(或學姊學妹)制這樣的威權體制?難道堪稱最熱門的、吸引了無數想學吉他少男的吉他社不是在升高二的門檻以一個考試活生生地剝奪了整個社團裏多數人想繼續學吉他的權利?我們究竟怎麼樣解釋這樣子幻想與實際情況的差異?

以Lacan的精神分析術語來講的話,即使我們的社會現實(reality)根本上就是一個象徵的建構,但在各式符號的替換的最後終究會有一個來自「真實」(the Real)的創傷之核(traumatic kernal)是拒絕這整個社會與文明的象徵化(symbolisation)之粉飾太平的過程的—而這也正是種種主流論述及象徵建構之所以出現矛盾、病徵等的緣故。回到我們社團文化的例子來看:難道不是因為整個社團文化及體制事實上正好與其看似在對抗著的「除了升學,其餘免談」之無上律令在深層結構裏攜手同行,所以我們才在理當是最自由的社團中得到最極致的威權體制的展現—這種「被壓抑之物的回歸」(return of the repressed)的結果?要認清楚這樣的邏輯,我們只需要再回想一下以前文士豪主任有多喜歡誇耀建中的自由學風以及社團文化、或者高一新生訓練時社團博覽會為什麼緊接著就在官方宣傳的集會之後、以及整個高一當學弟,高二當幹部、高三退役準備考試的社團潛規矩最終是如何緊緊地配合著整個升學體制的,那麼我想答案應該就已經很明顯了。事實上,只有在看清楚這一層建中社團文化與其升學體制間的共謀關係後,我們才有辦法發現透過«建習生»這一類只強調「追尋自我」與「主流價值」之間表面的辯證關係的作品最終肯認的依然是整個僵硬的、沒有溝通餘地的升學考試體制:簡單來說,為了「自由地」追逐自己的夢想,大家還是必須努力唸書、努力考試(即使他的夢想分明是拍電影!); 而想找到自己嗎?那就快進建中吧,沒別的選擇了. . .

Albert Memmi在Decolonization and the Decolonized一書中曾經提到所謂dolorism的概念:「一種把自身的傷痛誇張化然後歸咎責任到他人身上的自然傾向」(19)。對他來說,dolorism也是被殖民者無法真正解除殖民宰制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同樣地,假使我們總是只將整個僵硬死板的升學體制之建構歸咎到一個「他者」(家人、師長、補習班體制. . .)身上,而(或有意或無意地)避免面對自己在整個深層結構中可能扮演的共謀角色,那麼我想那些我們幻想已久的自由與多元價值將是永遠遙不可及的。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有一天我們能夠拍出另一部關於一個一直幻想著盛傳的建中自由學風和社團文化的學生,但等到真正進去後才被裏頭的威權體制(熱音社的學長學弟制,舉例來說)以及同學間無所不在的異性戀性別意識霸權(聯誼之必要、爽報之必要、交女朋友之必要. . .)給壓得喘不過氣來,我相信這會是更貼近問題核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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