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cause We Are Also What We Have Lost

Bray, Ireland. 10/8/2014.

I.

"A luciano: porque también somos lo que hemos perdido."

—Alejandro González Iñárritu, Amores Perros (2000)

II.

« Il [le fond] est là, qui nous fixe, pourtant sans yeux. L'individu s'en distingue, mais lui, ne s'en distingue pas, continuant d'épouser ce qui divorce avec lui. Il est l'indéterminé, mais en tant qu'il continue d'embrasser la détermination, comme la terre au soulier. Or les animaux sont en quelque sorte prémunis contre ce fond, par leurs formes explicites. Il n'en est pas de même pour le Je et le Moi, minés par les champs d'individuation qui les travaillent, sans défense contre une montée du fond qui leur tend son miroir difforme ou déformant, et où toutes les formes maintenant pensées se dissolvent. La bêtise n'est pas le fond ni l'individu, mais bien ce rapport où l'individuation fait monter le fond sans pouvoir lui donner forme (il monte à travers le Je, pénétrant au plus profond dans la possibilité de la pensée, constituant le non-reconnu de toute récognition).» (197-8)

—Gilles Deleuze, Différence et répétition (1968)

III.

我到魔鬼湖畔的時候
美麗還沒醒來
美麗還沒醒來，是
最美麗的時候
夢恣意遊移在視線內外
霧包裝的顏色還沒打開......
我輕輕把腳步聲栽進土裡
迅速忘掉它的所在。而
所有被忘了的事
將在我記得的部份盛開

羅智成，<清晨>（1989）

後設詮釋，或，為什麼我們要唸文學？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812659

       前一陣子（其實好一陣子了. . . 但我也相信這新聞大約還是會以各種面貌不斷重新出現的）因為一則「英文系沒前途？17系所改名、停招」的新聞，非常經典的一道問題「我們為什麼要唸文學？這到底有什麼用？」又重新再被提起。面對這千古大哉問，自己的（Facebook）朋友及許多文學院同學們也相當有默契地一致回答了ㄧ個同樣經典（近乎制式化）的辯護：文學讓我們更瞭解人（人性、他人、以至於人生）―而這是一種最根本且至關緊要的無用之用。某種程度來說，我自己並不反對這樣的回答。但針對這點我其實一直想替質疑者再提出的問題是：但究竟文學這種讓我們更瞭解人的功能是如何可能的？畢竟，所謂文學，說穿了終究不也就是印刷出來的白紙黑字、銀/螢幕上的投射影像、或舞台框架內的肢體互動―簡單來講，只是再現（representation）或後結構意義下的編成（text）―而它們終究不是真實的、有血有肉的人和人生吧？且有讀過 Madame Bovary 的人就會知道，小說讓我們擁抱的很有可能不是真實人生，而是最終導向自我毀滅的幻想; 曾接觸過一些意識形態批判（先假設我們接受這些批判的有效性的話）的各位也必然警覺，書本或論述正是意識形態運作、遮蔽社會上根本矛盾的主要場域（比如太多太多的西方文學經典作品都形塑和加深了Said 所謂「東方主義」的建構; 又或者 propaganda 在這個意義下也可以被視作是一種文學的極端）; 而有唸過拉岡精神分析的也會理解到，語言在根本上就是暴力的（Kojève: “The word is the murder of the thing.”），是把我們去勢而無法直接觸及「真實」（the Real）的根本原因。那麼，究竟是在什麼樣的意義下我們還是可以很有自信的說：即使有這層 textuality，這不可跨越的鴻溝的阻擋，文學終究能幫助我們更瞭解自己以至於我們所身處的世界呢？

事實上我的看法是：恰恰正是因為此 textuality 的存在文學才得以讓我們瞭解人―因為真實人生事實上就是 "stranger than fiction"！或者，用 Žižek 的話來說，電影（或文學）真正所求的並非逼真―並非是要觀眾在虛構 /再現的影像中看到真實人生―而是反過來讓他們體會到自己真實生活中既存的虛構面向：那層也許我們一般意識不到（不像在紙本或投影幕上那樣明顯）但卻依然無所不在 textuality。舉例來說，新聞故事、廣告影像、建築空間、政治人物的話語、甚至法律條文不也都是某種需要被詮釋的文本和虛構？從這個角度來看，文學中被詮釋文本與現實世界間的textuality非但不是阻礙我們瞭解自己與世界的鴻溝，反倒它讓我們更敏感―它使我們在對日常生活中無所不在的文本進行詮釋前有了許多預先演練的機會。講得更直接一點，只要人們還有使用符號或語言（並且使用語言的同時還不停地在說謊！）的一天，那麼獨立、自主、且外在於我們自身的各式文本及其 textualities 就必然存在―而正是此「現實的虛構」與「文學的虛構」間的對應關係使文學終究具有其無可取代的價值。然而從這樣的角度看來，事實上念文學之所以能讓我們更瞭解人的原因或許就並不如我們一般所理解的那樣，在於我們對文學作品的詮釋內容本身（從中習得某個角色的人生觀、掌握到小說的旨趣因而變得更世故聰明 etc.）; 相對地，我認為文學真正重要的時刻反而只發生在我們詮釋文本的運動過程本身、在乎上述文學與現實之虛構幾近疊合的那一個瞬間：唯有在我們拚命詮釋（失敗）的同時猛然撞上文本與現實間不可跨越的高牆而終於肯認跨越此 textuality 的不可能性―也就是說，唯有在感覺到痛―之後，我們才得以回過頭來反省自己平時在真實世界面對種種同樣不可知的其他 textualities的態度與方式。簡單來說，藉由詮釋文學的不可能達到詮釋世界的可能，一種我稱為「後設詮釋」（meta-interpretation）的效果。

舉例來說，在我們的真實世界裡，人與人之間，人與動物之間，心與物之間，藍與綠之間、男與女之間，瘋癲與理性之間，東方與西方之間，或任何分裂的二元對立之間不也都存在著這樣如文本/現實間的 textuality 一樣巨大而無法完全被跨越或掌握的高牆嗎？以人與人間的相處為例，他人（他者）不也像是一個作者（其外表、話語、行為舉止、及種種外顯出來讓這個世界接收的符碼也恰似ㄧ部小說文本），而我們所讀出來、所理解到的不也往往都不是作者/他者原本要訴說的本意？從這個角度看來，所謂文學理論與批評最終或許都是要藉由思考上述文學與現實間的詮釋切點讓我們重新回過頭來反思自己在現實世界對各種他者詮釋的種種盲點甚或是暴力。以Roland Barthes 有名的「作者已死」來說， 從表面上看來，其所鼓吹的 “readerly” 式閱讀（非關作者的本意，而是讀者由文本符號對意義的自行創造）的確站在傳統的 “writerly” 式閱讀（一種對正確、唯一、或作者本身詮釋的追求）的對立面，也因此似乎總意味著對他者主體性及任何意義的消解（「作者已死，其本意也並不重要」等等）。然而更進一步來說，這告訴我們的其實也絕不是可以就視他人為草芥並隨意扭曲其意願或話語，因為我們不能忽略的是 Barthes 所提出的這兩種閱讀法事實上並非一種平行的二元對立，而是一垂直的、近乎具有時間縱深的承接。換句話說， Barthes所反對的並不是追求意義本身―其真正希望提倡的也並非是要用任何隨意的 readerly 詮釋對抗、甚至消解掉一切 writerly 解讀的意義―而是（如我們先前所見的）當符號與語言之本質所造就的外在於我們自身的 textuality高牆本就已使得任何天真的writerly式閱讀（真正瞭解他人、對先驗超然意義的追求 etc.）不可能的同時， 我們作為讀者究竟該如何超越、溢出此詮釋框架而有自行創造各種新的與文本及他者溝通的可能。換句話說，所謂 readerly閱讀所內包的其實正是 writerly閱讀本身的不可能性，而正是在這個意義與前提之下作者才已死亡。也因此只有在碰撞此「作者之死」（詮釋作者的不可能性）、藉由透過文本的 textuality反射回我們真實生活本身 textualities的辯證關係，我們才有可能超越各式被預先劃定的疆界、定義、立場、與意識形態，而「愛」或「友情」―這些變形、這些力的延伸、這些漫出身體輪廓所預先定義的人終極孤獨之存有的狀態―才成為可能。

從這個角度再反思回來，我想要特別指出的一點是：文學或許還是不能只是自己讀著好玩就好。當然我的意思並不是說我們完全不能這麼做，只是這樣子讀的文學可能還是比較像打電玩或唱歌一樣，只是種消遣罷了。如果真的希望能更瞭解自己和這個世界，真的想要無愧於我們口中這文學最重要的使命與功能，我們大約還是非得拚命地用力詮釋不可。只有不斷嘗試、不斷失敗、不斷嘗試、再不斷失敗（Beckett: “Ever tried. Ever failed. No matter. Try again. Fail again. Fail better.”）後，我們才可能撞到那面比天還要高的，叫做 textuality的牆。撞著了牆，感覺到痛，我們也才終於有經歷「後設詮釋」並真切地反思自己與世界的可能。而如果，如同村上春樹所說，所謂文學的本質無非一用虛構形式表達、轉化到另一虛構時空的真相，那麼此真相的「真實」（aletheia [disclosure]）之所以可能的原因事實上也恰好來自（後設）詮釋在文學與現實平行的兩層虛構間所劃出一絲絲夾縫：那雙重否定所帶來的可能性，那讓人們― Heidegger的 Da-sein [being-(the)-there ; être-le-là] ―得以對自身及世界進行其存有（論）本身（ontological）無止盡詮釋的 Da (there) 。

當然，最後我們還是必須回到那個最初的（也是這個時代普遍最關心）的問題：講了這麼多，那麼唸文學究竟是有什麼用呢―如果它能告訴我們的終究只是瞭解他人和世界的不可能的話？在這裡我必須很誠實地說：的確，幾乎沒甚麼用（哈哈. . .）。但我再強調一次，是「幾乎」沒有什麼用。而唯一的差別，那唯一可能的有用之處便在於：至少透過唸文學你確定知道你的不知道，至少多出來的可能便是這不可能性本身：一種不可能的可能性，或可能的不可能性―而我相信正是藉由這個承認或理解我們可以活得更好。因為某種程度來說，此不可能性不就像死亡一樣嗎？無論如何人終將不免一死，我們無論如何是超越不了它的，這是一個不可能性：但這也並不代表我們就不用活了！事實上，正是藉由透過對無處、無所、無時不在的死亡的承認甚至悅納，我們才能誠實地面對自己的每一部份，我們才（弔軌地）更有生的意志來擁抱這個世界。所以相似地，正是因為詮釋文學的艱難讓我們切身體悟到自己的無知，我們也才更能重新開始用反思的方式試著瞭解他人及我們自身所身處的世界。最後，如果如同Montaigne所說： “That to philosophise is to learn how to die” （“Philosopher, c'est apprendre à mourir”），那麼我想在此文我試圖劃出的文學與現實間的詮釋切點似乎同時也是一哲學與文學在遠方交會的起點：

“ ‘To philosophise is to learn how to die,’ while to read literature is to learn how to live―and ultimately learning how to die is learning how to live.”

《建習生，Preview》

（不好意思，針對這部片還是有些不中聽的話想講。然而我的意思絕不是要抹煞整個劇組的努力或創意; 事實上，願意好好地訴說一個故事就是任何真正的溝通和改變的開始—單就這一點來說我絕對是給予肯定的。但之所以要寫出這些批評一方面是希望能指出在我們主流論述中存在已久，但卻實在鮮少被觸及的關於「建中」此ㄧ概念的盲點（我也相信透過這樣觀點的轉變能夠多少帶來更全面的、對於整個教育體系傳統式批判的反省），二來，這些話也多少算是說給自己聽的罷—就當作是高中時代無知的自己的一種自我批判這樣子。）

《建習生，Preview》 整部短片的主旨其實很明確：一方面它在內容上訴諸了許多（所謂）建中生共有回憶的地景事物（爬牆、黑糖冰、林乾. . .），同時它也是一部由一群建中校友所製作的片子：從這個角度來看，也許我們可以把它視作是創作者一個很私人的、情感上對自己建中回憶的致敬; 然而在另一方面，整部片似乎也不單單只是對回憶的懷念與追想這麼簡單—我們同時也不難發現在敘事的表面底下其實隱涵著一層對所謂僵化的教育體制及升學考試制度（或是說支撐著它的意識形態）的批判。一方面，我們有以世勛爸爸作為代表的主流意識形態對建中的刻板想像（升學率高、進去準備考醫科或電機系、未來找得到穩定工作. . .等）; 在另一方面，我們則有那些我們必須親身去經歷、去「建習」才能感受到的建中內部真正的價值：其自由的學風、豐富的社團文化、及多才多藝同學。然而也就是在這裡我想提出我的疑問：以上所述三個（所謂）建中的特色真的需要我們先去親身體驗才能領悟得到嗎？我的意思是，難道在進建中之前我們真的完全對這些說法毫無耳聞，而選擇進建中也都純粹只是因為接受了「爸媽的諄諄教誨」而決定好了要當醫生、工程師、或律師？

正好相反。我認為我們大部份的人在進建中前不僅對這一類的說法（「建中社團多到你無法想像」、「會讀書又會玩」、「在建中自由得跟在大學一樣. . .」）清楚得很，我們甚至早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已經先相信了它們。講得更精確一點，所謂「會玩又會念書的建中生」根本早已經是上了檯面的主流論述的一部份（難道這不是很多人的家長一直在告訴他們的嗎：「只要上了建中隨便你怎麼玩都可以」？）—而這也正是Lacan所謂「傳移」（transference）現象的開始。以電影«Another Country»中 Guy（Rupert Everett）對Judd（Colin Firth）所講的經典台詞作為例子："You are not a Communist because you understand Marx, you understand Marx because you are a Communist!"。同樣的道理，在主流論述的召喚（interpellation）之下，其實並不是因為我們自己加入了社團之後才切身感覺到建中的自由; 相對地，是因為我們已經先被預設去接受了這樣子「會玩又會讀書」定義下「完美的」建中生模型所以才加入社團以證成這個假設。所以如果說建中的高升學率是其用來吸引考生家長的官方說法（或說是其作為一升學體系之下既得利益者的事實），那麼其所謂的自由學風、社團活動等等特色就是潛藏於這主流論述底下用來「召喚」學生本身的意識形態—兩者其實是攜手並進的。

到了這裡大家也許會覺得這樣的關係牽得有些許牽強。那麼讓我們再進一步回想一下自己在高中時代（如果有的話）社團生活的實際情況：真實的情況真的如同我們想像般那樣無拘無束而自由嗎？以我自己在讀高中時的情況為例：難道我們不是不但沒得到自由，反而在熱音社或熱舞社等社團得到了學長學弟（或學姊學妹）制這樣的威權體制？難道堪稱最熱門的、吸引了無數想學吉他少男的吉他社不是在升高二的門檻以一個考試活生生地剝奪了整個社團裏多數人想繼續學吉他的權利？我們究竟怎麼樣解釋這樣子幻想與實際情況的差異？

以Lacan的精神分析術語來講的話，即使我們的社會現實（reality）根本上就是一個象徵的建構，但在各式符號的替換的最後終究會有一個來自「真實」（the Real）的創傷之核（traumatic kernal）是拒絕這整個社會與文明的象徵化（symbolisation）之粉飾太平的過程的—而這也正是種種主流論述及象徵建構之所以出現矛盾、病徵等的緣故。回到我們社團文化的例子來看：難道不是因為整個社團文化及體制事實上正好與其看似在對抗著的「除了升學，其餘免談」之無上律令在深層結構裏攜手同行，所以我們才在理當是最自由的社團中得到最極致的威權體制的展現—這種「被壓抑之物的回歸」（return of the repressed）的結果？要認清楚這樣的邏輯，我們只需要再回想一下以前文士豪主任有多喜歡誇耀建中的自由學風以及社團文化、或者高一新生訓練時社團博覽會為什麼緊接著就在官方宣傳的集會之後、以及整個高一當學弟，高二當幹部、高三退役準備考試的社團潛規矩最終是如何緊緊地配合著整個升學體制的，那麼我想答案應該就已經很明顯了。事實上，只有在看清楚這一層建中社團文化與其升學體制間的共謀關係後，我們才有辦法發現透過«建習生»這一類只強調「追尋自我」與「主流價值」之間表面的辯證關係的作品最終肯認的依然是整個僵硬的、沒有溝通餘地的升學考試體制：簡單來說，為了「自由地」追逐自己的夢想，大家還是必須努力唸書、努力考試（即使他的夢想分明是拍電影！）; 而想找到自己嗎？那就快進建中吧，沒別的選擇了. . .

Albert Memmi在Decolonization and the Decolonized一書中曾經提到所謂dolorism的概念：「一種把自身的傷痛誇張化然後歸咎責任到他人身上的自然傾向」（19）。對他來說，dolorism也是被殖民者無法真正解除殖民宰制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同樣地，假使我們總是只將整個僵硬死板的升學體制之建構歸咎到一個「他者」（家人、師長、補習班體制. . .）身上，而（或有意或無意地）避免面對自己在整個深層結構中可能扮演的共謀角色，那麼我想那些我們幻想已久的自由與多元價值將是永遠遙不可及的。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有一天我們能夠拍出另一部關於一個一直幻想著盛傳的建中自由學風和社團文化的學生，但等到真正進去後才被裏頭的威權體制（熱音社的學長學弟制，舉例來說）以及同學間無所不在的異性戀性別意識霸權（聯誼之必要、爽報之必要、交女朋友之必要. . .）給壓得喘不過氣來，我相信這會是更貼近問題核心的。

世足賽特輯之一：Soccer is a religion?

常常聽到很多人說，意識形態的時代已經結束了，而我們現在活在一個「後意識形態」的時代裡。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舉例來說，在世足賽期間，我的Facebook好友們大多都對世足賽抱著一個有些矛盾的態度：他們一方面相當關心從世足賽所衍生出來的種種政經社會問題，並且積極思考、批判、或轉貼與其相關的跨國資本主義剝削或國家暴力等議題及報導; 然而在另一方面，同樣的這一批人每到了半夜卻也依然興高采烈地（即使可能略帶罪惡感）熬夜關注每一場球賽，為自己支持的球員或球隊由衷地喝彩或歎息。換句話說，即使在心底深處其實大家都非常清楚世足賽這個東西根本是非常有問題的（FIFA是一個很恐怖的跨國營利組織、光鮮亮麗的球賽外表下是對巴西底層人民的迫害、是龐大資本和慾望的流動 etc.），然而到了最後，這些知識卻也改變不了任何事情：某種莫名的慾望還是逼著大家想看球賽得不得了而毫無抵抗之力. . .

而這正是我們剛剛所謂「後意識形態」時代特徵的一種體現：公共政策的的施行和人們的行為舉止皆逐漸與思想的意識形態脫節。簡單來說，如同後現代理論裡所謂上帝、信仰、與真理的死亡，現在再也沒有人真正相信他們所講的東西; 而每當面對意識形態時，我們早已不像Marx講的那樣可以完全陷入其中而不自覺（"Sie wissen das nicht, aber sie tun es" ["they do not know it, but they are doing it"]）。相對地，Žižek 所說的"fetish disavowal"（或Peter Sloterdijk所講的"cynical reason"）似乎是更貼切的描述: 'They know very well what they are doing, but still, they are doing it!"

以最近廣為流傳的 "Last Week Tonight with John Oliver: FIFA and the World Cup" 為例，影片中John Oliver的立場（例如他真正開場的第一句話："The Wolrd Cup starts this week, and I'm both excited and extremely conflicted about it"）不就是一個fetish disavowal的最好例子嗎？也因此我們就不意外為什麼經過影片中種種對FIFA和世足精闢又幽默地批判後，他最後依然只能得到一個虎頭蛇尾的結論: 我當然知道FIFA和世界杯很糟，但我以及世界上許多人們還是愛足球愛得不得了，因為足球就是一種宗教，而這是誰也無可奈何也實在沒有任何解決方法的！而假使我們再認真想ㄧ想的話，事實上不只發生在世足，其實日常生活中的每分每秒我們都不斷地在複製類似的fetish disavowal的行為模式：我當然知道吃太多麥當勞會死人，但我仍然離不開它; 我當然知道下載歌曲是偷竊，但我還是繼續在載歌; 我當然知道全球暖化即將毀滅地球，但我仍然還在吹冷氣; 我當然知道死刑理論上沒有嚇阻效果也更花錢，但我還是不覺得它應該被廢除; 我當然知道各種廣告和男性雜誌就是對女體的商品化和剝削，但我還是持續消費它們; 我當然知道以色列根本上就是霸佔領土的殖民者，但我好像還是覺得以巴之間的紛爭就是很複雜沒有任何解決之道; 我當然知道資本主義已經失去控制，但我仍然必須生活在這個體制裡. . .

到這裡我們應該可以看到fetish disavowal幾乎就是當代各種社會抗爭與奮鬥最後碰到的死胡同所在。那麼面對它我們究竟應該抱持著甚麼樣的態度？有沒有任何改變或超克的可能呢（即使機會再怎麼微乎其微）？回到John Oliver的影片來看，我真正想要質疑的是，難道我們的分析一定得停留在「FIFA」（這個販賣而敗壞足球的邪惡組織）和「足球本身」（這個單純、神聖、宗教般的運動）這樣的二分法，因此依然困在fetish disavowal這個死胡同裡嗎？我的意思是，有沒有可能我們再進一步地去質疑說，其實所謂資本主義的剝削和暴力從來就不僅僅只屬於FIFA這個組織，而是根本就內在於足球這個運動以及我們對它的慾望本身，而所有我們對於其球隊、球員、甚或球賽的熱愛本身根本上就是一個不自然的、被建構出來的現象（特別是台灣的球迷：如果說世足參賽國的人民被激起的民族主義尚可勉強稱得上是一種純樸的情感，則很遺憾的我必須說台灣球迷的熱情背後除了資本、imago、和慾望的共舞外，我實在很難再找到太多其他的東西. . .）？

從這個觀點看來，"Soccer is a religion" 這句話不但不應該像在John Oliver的分析裡ㄧ樣，是一個可以解釋一切終點; 相對地，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個需要被質疑、挑戰、批判、和詮釋的東西。更精確一點來說，如果我們（憤世嫉俗一點）說宗教其實就是一種意識形態 par excellence，那麼"Soccer is a religion"這句話豈不恰恰揭露了我們今天的足球賽（或繼續延伸下去：當代資本主義）正是一種完全的意識形態的表達與展現？所以意識形態的時代真的結束了嗎？我的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唯一不同的只是它對我們的宰制早已從知識層面轉移到無意識的慾望所推動的行為層面上去了。而單單只因為我們自己對這樣子的意識形態反抗的無能實在不代表意識形態本身的終結; 事實上，我們幫自己所處的世界取個「後意識形態時代」這個動作本身正是一個全面宰制而無所不包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到來的最好表徵。而這也正是為什麼要越過fetish disavowal、超克這無意義、無意識、卻無所不包的意識形態這麼困難的原因：我們真的唯有從自己的慾望本身開始著手起。就像Kafka在«審判»裡所寫的，所謂的法律之門從來就只是為了每個存有「法的真理」的幻想的人們建構和設計的，我們也必須發現自己感覺再自然、再真實也不過的慾望也是一整個綿密的系統（媒體、資本、語言 etc.）專為我們建築出來的。而到頭來在慾望客體的背後往往沒有其他，就只是我們自己投射出來的空乏和虛無罷了。

"Experiment" by Fredric Brown

"THE FIRST time machine, gentlemen," Professor Johnson proudly informed his two colleagues. "True, it is a small-scale experimental model. It will operate only on objects weighing less than three pounds, five ounces and for distances into the past and future of twelve minutes or less. But it works."

The small-scale model looked like a small scale—a postage scale—except for two dials in the part under the platform.

Professor Johnson held up a small metal cube. "Our experimental object," he said, "is a brass cube weighing one pound, two point three ounces. First, I shall send it five minutes into the future."

He leaned forward and set one of the dials on the time machine. "Look at your watches," he said.

They looked at their watches. Professor Johnson placed the cube gently on the machine's platform. It vanished.

Five minutes later, to the second, it reappeared.

Professor Johnson picked it up. "Now five minutes into the past." He set the other dial. Holding the cube in his hand he looked at his watch. "It is six minutes before three o'clock. I shall now activate the mechanism—by placing the cube on the platform—at exactly three o'clock. Therefore, the cube should, at five minutes before three, vanish from my hand and appear on the platform, five minutes before I place it there."

"How can you place it there, then?" asked one of his colleagues.

"It will, as my hand approaches, vanish from the platform and appear in my hand to be placed there. Three o'clock. Notice, please."

The cube vanished from his hand.

It appeared on the platform of the time machine.

"See? Five minutes before I shall place it there, it is there!"

His other colleague frowned at the cube. "But," he said, "what if, now that it has already appeared five minutes before you place it there, you should change your mind about doing so and not place it there at three o'clock? Wouldn't there be a paradox of some sort involved?"

"An interesting idea," Professor Johnson said. "I had not thought of it, and it will be interesting to try. Very well, I shall not …"

There was no paradox at all. The cube remained.

But the entire rest of the Universe, professors and all, vanished.

(Copied from 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of Two Timer, by Fredric Brown)

暴力作為病徵：2014北捷隨機殺人事件為例

從捷運隨機殺人事件後，大眾媒體和許多民眾的反應不外乎以下兩者：

第一，拚命為兇手尋找犯案動機並賦予整件事情一個解釋（犯案是因為打太多電玩、家裡缺乏溫暖和愛、反社會情節 etc.)。這樣子的反應其實並不難理解。當災禍發生，人們很自然地會為其尋找意義，這是一種防衛機制：因為真正絕對的恐懼往往就是體現在那些無法被賦予意義、無法被解釋的東西身上; 它們無法被捉摸或臆測，並且不須任何理由地隨時隨地都有可能出現，也因此就像猶太教的上帝一樣：幾乎是一種無限卻恐怖而盲目的存有。

第二種觀點則傾向說鄭捷完全是一個太極端而特例的個案：他出生到死的目的可能只是為了要破壞和殺人，因此難以被詮釋，更不需被納入死刑存廢與否的討論。乍看之下，這兩種反應似乎是南轅北轍：一個積極地為案件尋找意義，將其納入社會體制的詮釋運作; 而另一則宣布兇手作為一個體是完全只是某種突變，因此可以直接被排除在社會之外。但在這裡我想指出以上兩種反應所分享的一個共通點：某種程度上來說它們都致力於迅速消解鄭捷及其行為在這社會上的某種特殊性(particularity)甚至是代表性：前者利用詮釋運作將其內包以成為體制內定義的一部份，因此將其固定而不至於動搖整個社會的組織及信仰; 而後者則直接將其與社會切割，乾脆地將它拋擲於社會此ㄧ想像空間之外--彷彿我們一心想趕緊將他處理掉，深怕他所代表著的某種深層意義會揭露我們所不願面對的真相似的。於是在這裡我想問的是，是不是我們可以提出一個類似折衷但有別於以上兩者的第三條路：也就是說，我們肯定鄭捷此ㄧ案例的特殊性，但並不將他割除於社會之外，而是仍將其置於社會脈絡的某個節點上; 更精確一點來說，將其視為這社會的一個「病徵」(symptom)。

所謂「病徵」，我引用的是Žižek在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一書中試圖解釋反猶太情節為什麼在納粹德國造成如此大迴響和力量的理論。以Žižek的觀點看來，我們當然都知道納粹的法西斯主義在意識形態的意義層面是如何運作的：利用一連串的移置(displacement)與凝縮(condensation)將佔據經濟上優勢地位的猶太人塑造成為造就整個社會在經濟（猶太人作為既得利益者）、政治（猶太人作為權力幕後的黑手）、道德宗教（猶太人作為腐敗的反基督者）等種種層面上矛盾及分裂的根源。然而他所提出的問題是，單單如此我們依然無法完滿解釋反猶太主義如何激起如此巨大的慾望和情緒：因此我們其實更需要去考慮這些意義是如何進入我們幻想(fantasy)和慾望的深層結構裏而取得無意識的情感支持的。

某種角度來說，其實「社會」本身從來就是一個充滿種種根本矛盾的集合：充滿異質性、剝削、權力切割、慾望橫流. . .而無法被單純的階級、種族等狹隘概念來概括解釋。直截了當地說，「社會」根本上就必然是矛盾而分裂的--其作為一個同質性的完滿整體從來就是一個幻想。然而這種社會集體性的幻想對一戰後一蹶不振的納粹德國來說卻是至關緊要的。那麼，法西斯作為一意識形態究竟該當如何維持此一幻想，並化解社會集體慾望與現實間的差距呢？在這個情況下，外來又佔據重要政經地位的猶太人正好可以作為替罪羔羊了。所以以這個角度來說，猶太人不但不是造成社會分裂動蕩的根本原因，他們反而是社會本身種種根本矛盾正面體現的節點。猶太人，簡單來說，是一個病徵，是法西斯極權體制的集體社會幻想之「不可能」的一種實現，也因此必須被切除。

繞了這麼大一圈回過頭來看，難道我們沒有在這次的捷運隨機殺人事件發現類似的意識形態幻想的運作嗎？當然我這麼說的意思絕不是說猶太人和鄭捷及其行為可以從任何方面等量齊觀; 我的重點是，難道不正是因為整個台灣社會作為一個安寧和平的整體之假象在此一事件中被徹底揭露（注意捷運此一地點不僅在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中具有切身性，其在意識形態運作中的也有深沉的象徵意義：整個所謂「捷客文化」的安全、有序、關懷、禮讓、「台北最美的風景」之建構的摧毀），所以才造成如此大的憤怒、恐懼與不安？難道不正是我們社會的賴以生存的「正義」、「民主法治」等意識形態的幻想在此一事件中被無情地戳破，所以人們才下意識地迅速試圖消解此一事件作為病徵的獨特性及代表性？

要超克意識形態的幻想，我們首先必須鼓起勇氣肯認「病徵」正是整個社會深層結構問題浮上台面的表現。就像Foucault必須從監獄看見規訓社會及權力-知識結構逐漸形成的過程，或者Freud和Lacan必須從精神病患者們身上解開人們在社會及形象界形成意識主體及慾望發展的過程，鄭捷的捷運隨機殺人事件也必須被放回社會的脈絡，作為一個「病徵」來處理。能做到這點，我們才能體認到也許國家機器的殺人比捷運上的殺人更隨機、更殘忍; 我們才開始質疑以「正義」、「法治」之名執行的死刑作為ㄧ解決問題之道是否不過雙重意識形態幻想的自我欺瞞; 我們才能看見大眾文化及媒體中性別的霸凌其實比肉體上的霸凌更暴力而絕對; 然後我們才赫然發現跨國資本主義的合法偷竊也可能是社會上無數的犯罪和動亂之根源。

Quotes from Sleeper (1973)

— Miles: "What do you mean destroyed? By desetr— What do you mean destroyed?"

Dr. Aragon: "Your brain will be electronically simplified."

Miles: "My brain? That's my second favourite organ!"

— Luna: "What's it feel like to be dead for 200 years?"

Miles: "It's like spending a weekend in Beverly Hills."

— Miles: "Do I believe in God? I am what you call a teleological existential atheist. I believe that there is an intelligence in the universe, with the exception of certain parts of New Jersey."

— Luna: "Do you wanna perform sex with me?"

Miles: "Perform sex? Uh, uh, I don't think I'm up to a performance, but I'll rehearse with you, if you like."

Luna: "Okay. I just thought you might want to; they have a machine here."

Miles: "Machine? I'm not getting into that thing. I, I'm strictly a hand operator, you know; I . . . I don't like anything with moving parts that are not my own."

Luna: "It's hard to believe that you haven't had sex for two hundred years."

Miles: "Two hundred and four, if you count my marriage."

— Luna: "But Miles, don't you see? Meaningful relationships between men and women don't last-- that was proven by science. You see, there's a chemical in our bodies that makes it so that we all get on each other's nerves sooner or later."

Miles: "Hey, that's science. I don't believe in science. I'm . . . I'm . . . you know, science is an intellectual dead end, you know. It's a number of guys in tweed suits cutting up frogs on foundation grants and—"

Luna: "Oh I see. You don't believe in science, and you also don't believe that political systems work, and, you don't believe in God, huh?"

Miles: "Right."

Luna: "So then, what do you believe in?

Miles: "Sex and death-- two things that come once in my lifetime . . . but at least after death, you're not nauseous."

— Woody Allen and Marshall Brickman, Sleeper (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