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設詮釋，或，為什麼我們要唸文學？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812659

       前一陣子（其實好一陣子了. . . 但我也相信這新聞大約還是會以各種面貌不斷重新出現的）因為一則「英文系沒前途？17系所改名、停招」的新聞，非常經典的一道問題「我們為什麼要唸文學？這到底有什麼用？」又重新再被提起。面對這千古大哉問，自己的（Facebook）朋友及許多文學院同學們也相當有默契地一致回答了ㄧ個同樣經典（近乎制式化）的辯護：文學讓我們更瞭解人（人性、他人、以至於人生）―而這是一種最根本且至關緊要的無用之用。某種程度來說，我自己並不反對這樣的回答。但針對這點我其實一直想替質疑者再提出的問題是：但究竟文學這種讓我們更瞭解人的功能是如何可能的？畢竟，所謂文學，說穿了終究不也就是印刷出來的白紙黑字、銀/螢幕上的投射影像、或舞台框架內的肢體互動―簡單來講，只是再現（representation）或後結構意義下的編成（text）―而它們終究不是真實的、有血有肉的人和人生吧？且有讀過 Madame Bovary 的人就會知道，小說讓我們擁抱的很有可能不是真實人生，而是最終導向自我毀滅的幻想; 曾接觸過一些意識形態批判（先假設我們接受這些批判的有效性的話）的各位也必然警覺，書本或論述正是意識形態運作、遮蔽社會上根本矛盾的主要場域（比如太多太多的西方文學經典作品都形塑和加深了Said 所謂「東方主義」的建構; 又或者 propaganda 在這個意義下也可以被視作是一種文學的極端）; 而有唸過拉岡精神分析的也會理解到，語言在根本上就是暴力的（Kojève: “The word is the murder of the thing.”），是把我們去勢而無法直接觸及「真實」（the Real）的根本原因。那麼，究竟是在什麼樣的意義下我們還是可以很有自信的說：即使有這層 textuality，這不可跨越的鴻溝的阻擋，文學終究能幫助我們更瞭解自己以至於我們所身處的世界呢？

事實上我的看法是：恰恰正是因為此 textuality 的存在文學才得以讓我們瞭解人―因為真實人生事實上就是 "stranger than fiction"！或者，用 Žižek 的話來說，電影（或文學）真正所求的並非逼真―並非是要觀眾在虛構 /再現的影像中看到真實人生―而是反過來讓他們體會到自己真實生活中既存的虛構面向：那層也許我們一般意識不到（不像在紙本或投影幕上那樣明顯）但卻依然無所不在 textuality。舉例來說，新聞故事、廣告影像、建築空間、政治人物的話語、甚至法律條文不也都是某種需要被詮釋的文本和虛構？從這個角度來看，文學中被詮釋文本與現實世界間的textuality非但不是阻礙我們瞭解自己與世界的鴻溝，反倒它讓我們更敏感―它使我們在對日常生活中無所不在的文本進行詮釋前有了許多預先演練的機會。講得更直接一點，只要人們還有使用符號或語言（並且使用語言的同時還不停地在說謊！）的一天，那麼獨立、自主、且外在於我們自身的各式文本及其 textualities 就必然存在―而正是此「現實的虛構」與「文學的虛構」間的對應關係使文學終究具有其無可取代的價值。然而從這樣的角度看來，事實上念文學之所以能讓我們更瞭解人的原因或許就並不如我們一般所理解的那樣，在於我們對文學作品的詮釋內容本身（從中習得某個角色的人生觀、掌握到小說的旨趣因而變得更世故聰明 etc.）; 相對地，我認為文學真正重要的時刻反而只發生在我們詮釋文本的運動過程本身、在乎上述文學與現實之虛構幾近疊合的那一個瞬間：唯有在我們拚命詮釋（失敗）的同時猛然撞上文本與現實間不可跨越的高牆而終於肯認跨越此 textuality 的不可能性―也就是說，唯有在感覺到痛―之後，我們才得以回過頭來反省自己平時在真實世界面對種種同樣不可知的其他 textualities的態度與方式。簡單來說，藉由詮釋文學的不可能達到詮釋世界的可能，一種我稱為「後設詮釋」（meta-interpretation）的效果。

舉例來說，在我們的真實世界裡，人與人之間，人與動物之間，心與物之間，藍與綠之間、男與女之間，瘋癲與理性之間，東方與西方之間，或任何分裂的二元對立之間不也都存在著這樣如文本/現實間的 textuality 一樣巨大而無法完全被跨越或掌握的高牆嗎？以人與人間的相處為例，他人（他者）不也像是一個作者（其外表、話語、行為舉止、及種種外顯出來讓這個世界接收的符碼也恰似ㄧ部小說文本），而我們所讀出來、所理解到的不也往往都不是作者/他者原本要訴說的本意？從這個角度看來，所謂文學理論與批評最終或許都是要藉由思考上述文學與現實間的詮釋切點讓我們重新回過頭來反思自己在現實世界對各種他者詮釋的種種盲點甚或是暴力。以Roland Barthes 有名的「作者已死」來說， 從表面上看來，其所鼓吹的 “readerly” 式閱讀（非關作者的本意，而是讀者由文本符號對意義的自行創造）的確站在傳統的 “writerly” 式閱讀（一種對正確、唯一、或作者本身詮釋的追求）的對立面，也因此似乎總意味著對他者主體性及任何意義的消解（「作者已死，其本意也並不重要」等等）。然而更進一步來說，這告訴我們的其實也絕不是可以就視他人為草芥並隨意扭曲其意願或話語，因為我們不能忽略的是 Barthes 所提出的這兩種閱讀法事實上並非一種平行的二元對立，而是一垂直的、近乎具有時間縱深的承接。換句話說， Barthes所反對的並不是追求意義本身―其真正希望提倡的也並非是要用任何隨意的 readerly 詮釋對抗、甚至消解掉一切 writerly 解讀的意義―而是（如我們先前所見的）當符號與語言之本質所造就的外在於我們自身的 textuality高牆本就已使得任何天真的writerly式閱讀（真正瞭解他人、對先驗超然意義的追求 etc.）不可能的同時， 我們作為讀者究竟該如何超越、溢出此詮釋框架而有自行創造各種新的與文本及他者溝通的可能。換句話說，所謂 readerly閱讀所內包的其實正是 writerly閱讀本身的不可能性，而正是在這個意義與前提之下作者才已死亡。也因此只有在碰撞此「作者之死」（詮釋作者的不可能性）、藉由透過文本的 textuality反射回我們真實生活本身 textualities的辯證關係，我們才有可能超越各式被預先劃定的疆界、定義、立場、與意識形態，而「愛」或「友情」―這些變形、這些力的延伸、這些漫出身體輪廓所預先定義的人終極孤獨之存有的狀態―才成為可能。

從這個角度再反思回來，我想要特別指出的一點是：文學或許還是不能只是自己讀著好玩就好。當然我的意思並不是說我們完全不能這麼做，只是這樣子讀的文學可能還是比較像打電玩或唱歌一樣，只是種消遣罷了。如果真的希望能更瞭解自己和這個世界，真的想要無愧於我們口中這文學最重要的使命與功能，我們大約還是非得拚命地用力詮釋不可。只有不斷嘗試、不斷失敗、不斷嘗試、再不斷失敗（Beckett: “Ever tried. Ever failed. No matter. Try again. Fail again. Fail better.”）後，我們才可能撞到那面比天還要高的，叫做 textuality的牆。撞著了牆，感覺到痛，我們也才終於有經歷「後設詮釋」並真切地反思自己與世界的可能。而如果，如同村上春樹所說，所謂文學的本質無非一用虛構形式表達、轉化到另一虛構時空的真相，那麼此真相的「真實」（aletheia [disclosure]）之所以可能的原因事實上也恰好來自（後設）詮釋在文學與現實平行的兩層虛構間所劃出一絲絲夾縫：那雙重否定所帶來的可能性，那讓人們― Heidegger的 Da-sein [being-(the)-there ; être-le-là] ―得以對自身及世界進行其存有（論）本身（ontological）無止盡詮釋的 Da (there) 。

當然，最後我們還是必須回到那個最初的（也是這個時代普遍最關心）的問題：講了這麼多，那麼唸文學究竟是有什麼用呢―如果它能告訴我們的終究只是瞭解他人和世界的不可能的話？在這裡我必須很誠實地說：的確，幾乎沒甚麼用（哈哈. . .）。但我再強調一次，是「幾乎」沒有什麼用。而唯一的差別，那唯一可能的有用之處便在於：至少透過唸文學你確定知道你的不知道，至少多出來的可能便是這不可能性本身：一種不可能的可能性，或可能的不可能性―而我相信正是藉由這個承認或理解我們可以活得更好。因為某種程度來說，此不可能性不就像死亡一樣嗎？無論如何人終將不免一死，我們無論如何是超越不了它的，這是一個不可能性：但這也並不代表我們就不用活了！事實上，正是藉由透過對無處、無所、無時不在的死亡的承認甚至悅納，我們才能誠實地面對自己的每一部份，我們才（弔軌地）更有生的意志來擁抱這個世界。所以相似地，正是因為詮釋文學的艱難讓我們切身體悟到自己的無知，我們也才更能重新開始用反思的方式試著瞭解他人及我們自身所身處的世界。最後，如果如同Montaigne所說： “That to philosophise is to learn how to die” （“Philosopher, c'est apprendre à mourir”），那麼我想在此文我試圖劃出的文學與現實間的詮釋切點似乎同時也是一哲學與文學在遠方交會的起點：

“ ‘To philosophise is to learn how to die,’ while to read literature is to learn how to live―and ultimately learning how to die is learning how to live.”